文艺批评 | 伯格&西伯：《慢教授》就是“慢原则”付诸实施的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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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

    本文选自《慢教授》（【加】玛吉·伯格  芭芭拉·西伯 著，译者田雷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1-01）结论一章“合作：在一起思考”。在大学公司化、效率决定一切的情况下，所谓“慢”与其说是与速度相比的缓慢，不如说是更加从容、更加专心致志、更加深度的思考。论文、项目至上的评估机制让许多人文学者在一个忙、散、乱、耗的环境中疲于奔命。历代的人文经典已经向我们证明，高价值的往往是深度思想的论著，学术八股再多也终将会被淘汰。因此，本文所蕴涵的“慢”的理想，也许能让人文学者找回共同体的感觉，重新发现学术的乐趣，感受到“友谊以及力量的交汇”。

   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“保马”，特此感谢！

《慢教授》，[加]玛吉·伯格 / [加]芭芭拉·西伯著，译者田雷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1-01-01

合作：在一起思考

文 | 玛吉·伯格  芭芭拉·西伯 

译 | 田雷

言及大学环境的变化对同事关系的破坏，简·汤普金森曾写道，“你总不可能在简历中写上‘一次愉快的对话’”。虽然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探讨的，空无一人的院系走廊早已道出了真相，但《慢教授》这本书（可以确定，它会出现在我们的学术简历中），却是对话结出的果实。整本书的写作，源头活水是本书两位作者之间的交谈，关于我们学者生活的体验，我们聊过很多很多。也正因为这场对话从未中断，不仅在我俩之间持续，又继而扩展到其他同道，这本书才能得以完成。同他人的交流也让本书两位作者清楚地看到，在大学公司化的浪潮内，如何做一名学者，不独是我们，许多同道也在寻求有意义的交流和沟通。同时交流也让我们认清现实，公司化的大学正在积极地制造障碍，以阻挠我们进行这种交流。科林尼曾著有系列文章，讨论了“学术研究……在当前所遭到的误解”（这些文章，后来重印收入在《大学何为？》一书内），有次谈及这些文章，科林尼告诉我们，“在读了这些文章之后，大量的读者给我写信，言辞之间，心潮澎湃，且来信之多，超过了我此前全部写作的回应。而且，在他们的信中，所表达的不仅有支持，还有一种我只能称之为‘欣喜’的情感——欣喜地看到，竟有人公开表达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信念，而在它们各自所在的学术机构内，这样的信念却只能维持惨淡经营”。我们的经验也很类似，正是这种初心，激励我们将这本书写下去。写完它，尽管我们也知道，对抗机构文化潮流的逆行必定会带来令我们尴尬的代价。

在合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两位作者还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投身各自的写书计划，对我们来说，那又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经验。我们经常互诉心声，合作的经验让我们更快乐，更“放松”（在此借用“慢运动”的概念），想想我们此前所承担的任何项目，无一能及。甚至还不止如此，本书的两位作者都认为，若我们只靠单打独斗，也是无法完成这本书的。于是，我们开始反思，《慢教授》的写作与我们单人独著的写作之间有什么不同，这时，一些关键的线索就浮现出来了。而所有这些，看起来都得益于前一章所述的“聚拢的环境”。将学术合作比作一种聚拢的环境，就会引发共鸣，呼唤关爱和保护。这表明，有些困难将不可避免地出现，因此我们要经受磨砺而信念不改。这也将产生希望，观念应当得到保护，加以培育，而不是被任意否定，丢在一旁；学术训练让我们往往善于否定，但传统的“严厉”观也需要被做出某种检讨。

《慢教授》原版

我们都知道，写作可以说是很难的。总有一些挑战，不可避免，也无从躲避，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：写作者的停滞、拖延、疑问、疲惫，以及自责。近年来，大学风气发生了诸多变化，既加码了对科研“产出”的期待，同时又加重了整体工作负担。这由此导致的结果是，面对着更紧迫也更具体的教学和行政要求，学者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难抽出空来。对于上述这些压力，本书作者显然也无法免除（我们的编辑可以证明，写这本书所花的时间超出了一开始的预期），但我们对这些压力的体验却完全不同于其他的写作项目，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：遇到压力时，我们可以彼此交流。有人听你说，也就意味着我们不用把这些感受憋在心中，或即便我们要暂时积压情绪，也不用等太久。合作缓冲了羞愧的能量。布林·布朗，一位研究羞愧感的权威学者，曾出版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《不完美之美》（The Gifts of Imperfection）。在书中，她将羞愧定义为一种“极其痛苦的感受或者执念，认为我们是有缺陷的，因此我们不配得到爱，也注定找不到归属”。根据布朗的研究，没有人可以逃脱这种感受：“我们每个人都有羞愧感……只有一类人，他们没有体验过羞愧，也就缺乏同情的能力，不懂得人性之互连。”而且，即便我们所有人都有过羞愧的感受，但“我们却都害怕去讨论羞愧”，于是“我们越不去讨论羞愧，它对我们的生活就有越多的掌控”。如要培养出“面对羞愧时的坚韧”（因为没有完全治愈的方案可言），布朗写道，我们就必须“识别出哪些信息和期待会触发羞愧”，“通过用现实去检验这些信息和期待，练习批判意识”，“打开心结，把[我们的]故事讲给[我们]信任的人来听”，以及“多说……并多用‘羞愧’这个词”。虽说布朗的书并不是写给学术界的（不过她随后的一本书《勇敢做自己》，就提到大学文化存在着使人羞愧的基因），但我们不难借用一下她的定义，将它适用于学术界的具体语境。不妨跟我们念一下：“所谓学术羞愧，就是那种极其痛苦的感受或者执念，认为我们不够聪明，或者没有能力，比不上我们的同事；认为我们的学问和教学都不够好，也比不上我们的同事；认为我们在某次会议或报告会上的评议不够精彩，还是比不上我们的同事。所以说，我们没有资格，不配加入卓越头脑的俱乐部。”但诚如雷蒂格对我们的提醒，羞愧是无助于写作的；事实上，写作者若不摆脱羞愧之感，甚至会无从动笔。

我们很幸运，能体验到这种聚拢的环境，其根基，在于信任。本书的两位作者都受过告诫，能不合作就别合作，我们当然听说过许多关于合作的恐怖故事，从因工作风格不同而受挫，到心头生起的剥削感。事实上，有人甚至这样警告我们，正因为我们是至交好友，所以不要合作。我们的经验，已经否定了这一切。我们相信，《慢教授》的合作之所以能做到善始善终，正是因为两位作者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，而这是我们经年累月的交往所形成的。在我们眼中，对方是一个完整的人，而不是在某个学术问题上的一种“位置”，或者是学术网络中的某位能用得上的“联系人”。这就意味着，我们对彼此都更有耐心，当生活琐事或工作压力导致对方延期交稿时，我们也有更真诚的同情理解。原来我们相互给予的理解和关爱能激发出我们最好的潜能，意识到这一点，也让我们在面对学生时能有更多的同情理解。我们不仅相互鼓励，激励对方保持写作的势头，而且彼此宽容，允许对方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当作一种正当的目标。对于学者来说，这种平衡是尤其脆弱的，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研究题目越是有信念和热爱，就越难在工作和生活之间画出一道分界线。而且，这意味着我们是真正在互相倾听。在《思考，快与慢》一书中，作者丹尼尔·卡尼曼评论了他和阿莫斯·特维尔斯基的合作：“其中一大乐趣就是……在我的想法还模糊不清时，阿莫斯总是能看到其中的观点，他所发现的，比我当时想的还要清楚得多。”什么是真正的合作者？就是在恐惧和焦虑很可能抹杀某一观点时，他能挖掘出这一幼弱观点的潜能。能与这样的志同道合者合作，可谓天赐良缘——本书的两位作者也就是这样你帮我、我帮你，你来我往，完成了这本书。当一位作者认为某一观点或句子讲不通时，她可以如实告知另一位，但又不至于像同行评审那样经常把对方压垮。我们之间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尊重，才使得意见交流的开诚布公得以可能：我们之所以彼此倾听，是为了去理解，而不是如学术训练所指示的，要去寻觅他人的缺陷。而理解对方，发现其力量所在，同样可以产生好的作品，并不是非得要吹毛求疵。

《思考，快与慢》原版

重读《慢教授》，我们发现即便在合写的章节中，也不乏某位作者独自完成的段落。虽然如此，我们做过的报告，以及这本书，却可以说是我们的（ours）。在这本书中，太多的部分（比如说引言），我们早已记不起也分不清哪里是谁的贡献；我们坐在一起，互相完善对方的句子。接下来还有很多内容（论述时间管理的那一章），最初的写作是由我们分头进行的，在各自完成自己负责的部分后，我们再一起进行修改。到了教学和科研那两章，我们各自认领一章，基本上是独立完成的。一方面，我们惊喜地发现，这两章之间可谓心意相通，但另一方面，我们还是发现，这两章是整本书中最难写的部分。我们甚至意识到，在各自独立写作自己的那一章时，我们会把对方变成我们“内心的恶魔”，或者陷入某种恐惧，搞不好出版社的审稿人就会挑出我单独写的这一章，将之作为整部书稿最弱的一环。当一位作者感叹她的这种感觉时，另一位则如释重负，脱口而出，“我也是这种感觉！”

基于本书写作的经验，我们在此建议，为了让学术合作可以更好地进行，合作应当发端于下，起始于学者之间的交流，而不应采用项目经费拨款的模式，由上至下地强行推动。如范汉奈尔所言，公司化的大学崇尚研究集群与合作，这是对“硅谷模式”的仿效，关键在于把专业知识汇聚在一起，以此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。若是转向学术合作，只是为了推进生产力，把科研过程变成一条流水线，那么这种合作很容易造成同事之间的怨恨：甭管有没有道理，参与合作的每位成员都会觉得自己做得“更多”，超过了团队里的其他人。让我们颇为感触的是，所谓合作，并不是要分切任务，以此“减少”工作。虽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，但长期看来，这并不是激励合作继续下去的初心。什么是合作？合作就是在一起思考。在合作发端于这种精神时，我们的合作就能去挑战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模式，反思学术界的重新男权化。在《思考，快与慢》一书中，卡尼曼又一次谈到了他与朋友兼同事的合作，那情形在他笔下是如此美好，令人神往，“阿莫斯和我都感谢这段不平凡的好运，我们都知道，两个人的思考分享，超过了我们个人的头脑，而合作关系也让我们的工作既有成果结出，也随时欢声笑语”。这就是在一起思考——最美好的那种。

《不发表 就出局》，李连江著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版

在一起思考的乐趣，对我们而言构成了一种保护，让我们免遭“快生活所导致的伤害”。回头去看，我们意识到，写作《慢教授》这本书，也是将“慢原则”付诸实际的过程，而且我们也有所领悟，过程和结果总是不可分的。放宽视野，“慢哲学”应做何解？诚如佩特尼对我们的提醒，它与其说是“在缓慢和速度之间的——慢或快之间的对比……毋宁说，对比发生在用心和分心之间；事实上，所谓慢，与其说是一种时间持续的问题，不如说是一种能力，要能去区分，去评估，以及一种习性，要去培养愉悦、知识和品性”。心神不定和碎片化，是当代学术生活的缩影；我们相信，慢的理想可以让我们找回共同体的感觉，重新发现学术的乐趣——“友谊以及力量的交汇”——也正是这种感觉，支撑起学术界的政治抵抗。正如我们在本书开篇宣言内所憧憬的，慢教授总是有目标，并为之付诸行动，培育着情感和智识上的坚韧，抵抗高等教育公司化所带来的腐蚀。

本文原载于《慢教授》（[加]玛吉·伯格 / [加]芭芭拉·西伯著，译者田雷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1-01-01）

《慢教授》

作者:  [加]玛吉·伯格 / [加]芭芭拉·西伯

出版社: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译者: 田雷
出版日期: 2021-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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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编辑 | 木青

图源 | 网络